《格列佛游记》的意图——对慧骃国故事的一种解读
摘要：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写于1721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30年,属于反省现代政治的最早一批文献。其第三、第四部分是整部书的核心。第四部分即慧骃国故事,向来又被认为是斯威夫特社会政治理想的体现。本文试图表明,慧骃国故事既不是古代精神的象征,也不是理想社会的体现,而是一种针对当时某些自然状态学说的戏仿,斯威夫特的真正用意在于揭示古今政治之异同及其根源,并从事于一种旨在人的自我教育的想象式的文学写作。试论“熙丰变礼”及其思想史意义
摘要：北宋神宗朝＂熙丰变礼＂是唐宋礼制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在＂追法三代＂的政治思想推动下,同时出于国家治理的务实需求,当时执政者在熙宁年间通过编修南郊等式,以法令的形式将礼仪的过程标准化、规范化;元丰时期,又设专门机构,以经学为本,以义起礼,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编修郊庙礼文并付诸实行。从礼制史的角度看,这是将礼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实用性进行统一的一次尝试;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则是以详定礼文的形式,将经学学术和治理实践相结合,超越汉唐格局,追求高远的政治人文理想,是当时变法改制的重要精神底色。试论朱子经世思想中的“公论”观念
摘要：南宋朱子顺应宋代士大夫群体将君主政制义理化与宪制化的气质特征,亦体现了理学经世的致思方向。围绕君主、宰相与台谏,朱子形成了关于合理的中枢政制架构的基本构思;而其运作,又必须依准于公共商讨的政治程序与士林舆论的政治机制。更为关键的是,＂公论＂不仅体现为商讨与舆论的制度设施,而且必须从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心术、实践素养以及合作形态等的精细措意来加以贞定。由此,＂公论＂观念在朱子的经世思想中呈现为一种极富张力的形态特征,它一方面意蕴为君主政制下的审议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也是理学公共天下、构思秩序的重要内涵。钱穆论王官学与百家言的政教意蕴
摘要：钱穆通过考察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关系,阐发政、学合一的传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立国必立教（文教而非宗教）的意义。钱穆将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用法从战国秦汉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将原指诸子的百家言扩大到所有民间学说,从而在王官学与百家言之间建构了一种动态的政治政教结构。钱穆考察了经学作为王官学在中国历史上屡次重建华夏政教的历史经验,这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文教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论钱穆“重常”史观对其政治思想的影响
摘要：＂常＂与＂变＂皆为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重要思想范畴,然＂重常＂观念常被忽视,且易被等同于有负面意义的＂守旧＂。钱穆先生分外重视历史之＂常＂而不重＂变＂,主要体现于其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批评,如应重视内政,重点关注历史中的正面的、常态的方面,包括和平时期的建设、制度、文化,以及虽不功业煊赫却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等等。这折射出钱先生的＂重常＂史观,并影响其政治思想。他认为,在政治中应更重视继承和建设,反对破坏和反传统;反对迷信于建立新制度;强调重视文化、教化。论佛罗伦萨的政制
摘要：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古典学家和教育家。布鲁尼出生于阿雷佐一个普通的圭尔夫派家庭,1405年在业师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的举荐下来到罗马担任教皇秘书,开启了10年教廷生涯,先后服务于英诺森七世、格里高利十二世、亚历山大五世和约翰二十三世。康斯坦茨会议上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被废黜后,布鲁尼回到佛罗伦萨,除了自1427年起终身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文书长职务外,布鲁尼还担任过首长团、安全委员会、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439年、1440年和1441年三次入选＂战争十人委员会＂。布鲁尼被汉斯·巴龙（Hans Baron,1900—1988）誉为＂公民人文主义＂的典范,是15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其代表作有12卷《佛罗伦萨人民史》（The 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佛罗伦萨城市颂》（Panegyric of the City of Florence）、《斯特罗齐葬礼演说》（Oration for the Funeral of Nanni Strozzi）、《论军制》（On Knighthood）等,著述涉及文化、政治、历史、语言、教育、道德哲学等各个领域。《论佛罗伦萨的政制》篇幅精短,原著为希腊文,具体写作年代不详。有学者推测该文大约写于1439年,目的是为了向当时来到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Council of Florence）的希腊使节代表介绍佛罗伦萨政体,并剖析佛罗伦萨的政治结构。无论根据写作目的、文本内容还是语言措辞来看,《论佛罗伦萨的政制》与布鲁尼早期的同题材类作品,如《佛罗伦萨城市颂》和《斯特罗齐葬礼演说》都存在明显不同,前者应当算是客观意义上的政治类作品,而后两部作品的修辞意味要远甚于政治客观性。在《论佛罗伦萨的政制》中,布鲁尼一改《斯特罗齐葬礼演说》中的观点,不再坚持宣称佛罗伦萨�国家与政体——霍布斯论政体
摘要：霍布斯有意识地用他的国家理论来排除传统政体问题。在他那里,如何借助臣民对国家的服从和义务关系,构建出一种绝对权力,从而实现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取代有关各种生活方式的考虑和选择,成为了政治科学关注的焦点。相应地,传统政体理论用于衡量城邦优劣的标准,统治者和公民的德性、权力执行是否着眼于共同利益等,都被置于与政治科学无关的权力实践层面。作为替代,他转而诉诸人民同意和公共利益来区分合法权力与暴力。这其中所存在的困难预示了霍布斯之后政治科学的基本趋向。共和与君主——洛克笔下的国家与国王
摘要：洛克在讨论政体与统治正当性时征引詹姆斯一世,这是被现代学者发现却未充分回答的问题。通过《政府论下篇》的篇章结构和洛克对斯图亚特王朝国君的评点,可以发现,洛克一反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政体分类学说,放弃政体选择与统治正当性之间的关联;并注重詹姆斯一世的开朝国君身份,将其视作一种理念化的国王品性,规范当时的詹姆斯二世和后世的新朝国君;在学理和现实中,詹姆斯一世是洛克的＂王者归去＂,威廉国王则是他的＂王者归来＂。卡尔·施米特论人民与宪法的关系
摘要：人民与宪法的关系是宪法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全面理解民主内涵的关键。尽管在宪法框架之内行使民主权利的活动至关重要,但是,在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里,民主的内涵远比单纯地依据宪法进行投票选举更为丰富。在分析立宪时刻、常态以及例外状态下人民和宪法的不同关系时,对于内含于宪法秩序中的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关联,德国著名宪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相应观点有着重要的启示。科耶夫论历史的终结
摘要：在科耶夫看来,历史的终结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现实。科耶夫的这一认识与他在法国政府部门的政治实践有关。由于这种政治实践,他不但改变了对于历史终结的看法,也改变了对于作为终极国家的普遍同质国家的理解。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历史哲学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历史作为人之筹划和行动的产物,既是可知的,也是有限的,而作为历史终极状态的普遍同质国家则是一种现想国的实现。卢梭的病
摘要：＂我在出生时就几乎死去;没有一分获救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所遭受的残障的折磨日益增强,现在,除了使我遭受另外一种更加残酷的痛苦之外,它不容我有一点喘息之机。我父亲的妹妹——一个善良而又敏感的女孩——通过对我的悉心照料挽救了我。＂陶希圣：“社会史观”的政治学研究
摘要：陶希圣（1889—1988）,名汇曾,湖北黄冈人,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和影响的人物。其一生经历错综复杂,然略可分为两大阶段。以＂七七事变＂为界,此前之营为在求学、教书、著述和辩论,大体上过着读书人的生活,以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及创办《食货》杂志而闻名于世;之后则以赴庐山谈话会为契机,投身政治,还曾一度卷入汪伪的＂和平运动＂,幸于关键时刻弃暗投明,得以保住名节。《皇朝政治学问答》：我国最早的政治学著作
摘要：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就写了一部叫作《政治学》的著作。而在中国历史上,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虽然有关政治的书籍非常之多,但在书名上明确标明＂政治学＂的却没有。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政治学学科,是在西方影响之下才出现的。在书名上采用＂某某学＂的做法,也是这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是很晚才出现的。ABSTRACTS
约稿启事
摘要：一、《政治思想史》杂志前身为《中西政治文化论丛》辑刊（2001年创办，到2009年共计出版了7辑），2010年正式改为期刊出版发行，更名为《政治思想史》，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承办；本刊为季刊，每季末月10日出版。
